1998年，是一个重要的年份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，纪念类图书也因之风起云涌，蔚为大观。
由远及近地追溯，150年前《共产党宣言》公开发表。它的问世，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。可以说，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像它那样影响了世界，以至于改变了人类的命运。为纪念这一经典文献，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了“纪念珍藏版”，外研社推出了中英文对照本，江西人民社出版了“图解本”——《画说〈共产党宣言〉》，其他形式的珍藏本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论著作也陆续问世。
百年纪念，大事频起。周恩来、刘少奇、彭德怀等诞辰百年、北京大学建校百年、戊戌变法百年以及严复《天演论》发表百年，这些都成了有利的出版契机，为不少出版社所看好。年初的周恩来图书热潮自不必说，北大题材又风起一时。商务印书馆将重印《原富》、《群学肄言》、《群己权界论》等八部严译名著；今日中国出版社也在酝酿纪念严复的选题。也有关注戊戌百年的出版社，如华文出版社最近推出《戊戌百年祭》，此书分上中下三卷，以洋洋百余万字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全方位、多层面的评述，史论结合，堪称力作。
从近处看，今年又是毛泽东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号召发表30周年，知青题材的兴起与此也不无关系。
1978年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统一了思想，由此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序幕。20年的改革实践是一笔丰富的出版资源，诸多出版社热衷于这一选题。可以预料，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图书将成为’98书业的又一热点。
纪念图书的大量涌现，固然和重大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有关，但也反映了特定时代、年代背景下人们普遍的阅读心理。对此，北大出版社总编辑温儒敏教授认为，一方面，中国人有重视纪念的传统；另一方面，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心态趋于浮躁，人们更多地期望从历史的思想资料中获取精神寄托。他说：“诸多纪念书、怀旧书的兴起大体缘于此。”今日中国出版社副社长黄隽青指出，纪念图书的风风火火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，很多选题浮在表面，重复低劣，一味跟风赶潮。他认为，纪念图书的制作要厚积薄发，不能拼凑、搞资料汇编。应从今天的角度，对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分析，体现今人的观点。
